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看过很多事情，想过很多问题。看来看去想也想不明白的事情还真不少，足球就是一个。这也是足球对我最大的魅力之所在吧。我是个喜欢足球的人，不过对于足球，初中以后我就只踢不看了。用我爸的话来讲，咱实在着不起这个急。不过这次倒真是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了一把足球的火爆，见证了这一次“京津之战”。

似乎很早以前，天津对北京的这场球赛就被炒的很火了，上一次在北京吃了大亏的天津球迷们，很早前就点燃了这个城市复仇的火焰。我本来没想过去看，还总跟周围的同学说，最好别去，再闹出什么事情来多不好。可是到了比赛当天，CC打来电话说给我留了一张内部的票。可能是内心积蓄很久的对足球的冲动，可能是前一段时间论文取得重大突破后的轻松，我决定去凑一凑这个“热闹”。

震天的喊声一直持续了整场比赛，据说普通的票最高炒到500一张。赛场上举侮辱性标语的，扔“绿毛龟”的，大声的国骂全场回荡，电子绿光照在国安球员的身上闪闪发光。开场好几十分钟，我都一个人安静的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吭，以至于我身边的几个哥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忽然意识到不对劲，他们别再以为我是北京球迷了吧，刚好这时候北京队一次犯规，我抓住这个时机一下子跳了起来，用纯正的天津话大呼：“犯规，红牌，快把他罚下去！！”表情愤怒且故意僵持了几秒，回头看我身后的哥们冲我笑，“哥们你别激动，这不至于红牌！”

散场之后，我便立刻快速的溜了出来，找泰达的朋友去吃饭，过了三个小时赶轻轨经过球场的时候依然球迷不散。套用最近一句很流行的句式来说，他们看得不是足球，是寂寞。回来的车上，人们依然喋喋不休，不过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变得朴实而内敛，一副副乐乐呵呵的样子。我于是开始思考，足球的这种娱乐到底该不该时时刻刻的充满道德评价。

我不是一个喜欢大喊大叫的人，在场外看到那些疯狂的球迷也常常不理解是什么让他们变得这么情绪化，但我不得不承认，即使安静的坐在座位上，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冲动要喊出来。有句话突然闪现在我脑海里：“体育，是和平时期的战争，战争时期的和平。”我总觉得，男人的骨子里面是有战斗性的，也需要一个适当的合理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如果失去了途径便会走向极端。“国民越绅士，球迷越流氓”的道理在英国和德国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因此，任何一个血性的男孩子站在球场上都是感性大于理性的。就像那个写二战题材批评希特勒纳粹残暴的作家说的，我这么理性的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对的，但当游行的队伍经过我面前时，我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站进去参加战斗。球场上的球迷也是这样，在一个强大的感性环境下，个人的理性显得微不足道。

当这种感性寄托了城与城的归属时，人们便自动分成了两边，开始对垒。理性上我会说是人们自己太狭隘，反正都是踢得这么差，谁赢谁不过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的事，但亲身站在球场上，你会发现那或许真的是一个很过瘾的过程。内聚力越强，排外力就越强。一个城市的人都聚在一起，对手便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另一个城市了。其实北京和天津结下梁子是很有历史的，北京人看不惯天津人土里土气，俗不可耐不入流，天津人看不惯北京总拿自己当大爷，摆谱不说，什么事还特矫情。但说实话，离得这么近的两个地方，人和人能差得了多远。我和我的北京朋友们都处的非常好，也自然能和天津老乡打成一片，我总觉得，“真正的敌人都不在你身边，主要是你还没有成熟到看得那么远。”

其实男人喜欢足球是非常正常的。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时候，踢场球，会会朋友聊聊天，是非常有益于身心的事情，可是看球就不一样了。看场足球牵动着每一个内心火热的男儿的心，你踢得好看他自然就喜欢，踢输了肯定不高兴。正因为足球具有了娱乐性，大家才把他当作娱乐。但是在中国，太多人活得太累了，苦难太深重了。外国看球是享受这个过程，中国人看球大多是去骂人发泄的。在职场上压抑情绪的人、失恋以后狂躁而颓废的人、闲来无事起哄的人、无论懂还是不懂就是来打架的人。这些跟足球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给足球作出任何贡献的人，都可以戏弄一下日渐衰败的中国足球。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想骂的多难听就能骂的多难听，这在现实社会其他领域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像你不可能指着鼻子撕心裂肺的骂一个即使你不喜欢的人，却可以在球场上完全脱下那层脆弱的绅士外衣，尽情抒发野性的一面。从某个角度讲，在足球领域不应该对观众提出太过分的要求，不能让观众和球迷都是去研究和理解足球的，毕竟球迷的身份就是球迷，没有狂躁与愤怒，足球也就少了一丝魅力。

进一步想，足球场上看到的东西都是社会缩影。改革开放这些年，整个社会都是功利的，何止球迷。社会转型期的浮躁的心态表现在各个行业，又何止足球。只不过足球这种运动是面对面的竞争，任何手段都掩盖不了你的实力。所以“火气”也是面对面的，打架和争斗都是面对面的。这么多年来，做足球的人都是在夹缝中生存。踢球的人也是，他们虽然踢得不好，但至少没自己娱乐自己。有些时候我甚至会可怜那些跟我差不多大小的男人，他们本不该是这个国家踢得最好的11个人，只是这个国家没能力调整自己的机制去选出并培养更好的人。他们不能人尽其才，却背负了这么大的希望。都是年轻人，被几万人指名道姓的骂“傻×”，他们被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总觉得，一件事情最大的悲哀，是伤害别人的人和被伤害的人都有难言的苦衷和苍凉的无奈。

在球场上，骂得多难听或许都不是真的多恨对方，人们只是自己陶醉在那群体的狂欢的气氛中。也许天津和北京球迷之间的新仇旧恨真的不再重要，即使我们都知道下次天津球迷在工体也会是一样的“礼遇”。一场球，两座城，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对结果别太当真，更不要把这种怒火转移到超出足球本身的道德评价中去。

经济学家用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函数决定资源配置，偏好、资源、生产函数可以得到一个最大化的解。进而我们得到的结论和解释，是因为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从斯密到凯恩斯，在新古典形成之后，开始没人研究技术生产函数了。1870年到现在，特别是弗里德曼爷爷，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晰，货币才是这个社会最为关键的因素。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作用，但是我们把关系弄反了。技术进步不是这一切的源头，源头是货币发行。也就是说，并不是技术进步促进了通货膨胀，而是通货膨胀促进了技术进步。

所有的社会经济体都是因为货币在流转。资本主义的货币已经基本上不是交易媒介。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哪里？当然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又从哪里来？商业银行的货币增发。如果商业银行的货币供应不增加，任何商业无法增值。所有的经济都是买卖过程。通过货币，所有不同的东西都加总在一起，国民收入的总量，体现了所有的社会关系。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竞争才能使得这个社会维系稳定。货币不是外生的，不是中央银行可以随便增发的。当大伙比谁挣钱多的时候，政府发行货币的随便性使得大家无法公平比较。

政府看经济形势不好就增发货币，看经济过热就紧缩，这种简单的协调实在不合逻辑。原理上的问题在于，这是背离资本主义信仰和游戏规则的。（假期的时候亚迪推荐我一本马克思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我启发颇深，但这是另一个议题了。）假如有一天不发货币了，所有的企业绝对不会挣钱。而假如有一天发行货币了，只要你参与了市场经济便一定挣钱，而挣得多少不在于你自己经营的好坏，而是发货币发了多少。

所以货币供应量是最重要的。这个值一定要稳定。它长期增长率一定要等于企业利润率或者货币利息率。如果货币增长量稳定的等于货币利息率，资本家们一定可以赚到一个利润率，当然微观上讲总是有赚有赔，但这样的前提下大家可以玩这个游戏了。

中国的不公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借钱人并没有证明他们可把钱用得比别人好，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能使社会资源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小企业贷不到钱，中国的钱砸下来，砸在那些垄断的行业，如石油、电力、通信、金融，你只要跟着在里面混就可以了，致富就是这么简单。可是真正的关键，是这些钱到了富人的口袋里，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的变动。基本消费品的生产降低，高端消费品的生产增加。所以越生产富人消费的东西，富人越赚钱。钱都在富人生活的圈子和工作的行业里转来转去，没有流到穷人手里的途径。郎咸平口中的“二元经济”或许就是这么来的。

现时代的世界里，你属于人类的意义就是关于价值多少的一个数字。被会计们随意加减乘除后，印在头脑里成为个人的标签。这数字的增长表明你的进步，表明你的生活更合理更好。有金钱衡量每走一步的得失成败，你似乎走的更为踏实了。在生存竞争中，你可能击败很多人，也被很多人击败，这使你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存在哲学，并且深以为是。那些数字在各国央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债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经济实体之间流动，却无法弄清它们意味着什么。除了计量你工作成果的金钱还在以数字的形式在各种商业票据间流动闪烁，你多半什么都留不下。

最近听说刘德华出事了，原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结婚被人家知道了。大家都说刘德华是谎话天王，据说积攒多年的人气一路暴跌，而他本人也公开致歉，狼狈不堪。按照我的逻辑，“人家结婚关你什么事情”。可是想一想自己可能已经老到不能理解粉丝文化的地步，就想起另外的话题，假如大家真的喜欢他，情感上控制不住要了解他，那么他说谎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看待呢。我在之前写过《装与不装》和《再说装与不装》，那这篇就叫《还说装与不装》吧。

我们鄙视说假话的人，鄙视即使是善意的谎言。在我看来，许多事情，包括人间的人际交往，即使是装腔作势的，即使是虚情假意的，但是只要你能做的很到位，很完满那也是好的，至少强过真心实意却总是把事情搞糟。在情感上我们力图是真实的，但是在方式上我们力求要有技巧性。前者如果做不到，委屈的是自己，后者做不到委屈的是别人。如果一定要委屈，那委屈自己好了。刘德华不宣布结婚恐怕更多的是为歌迷考虑，毕竟这是个动不动就有人为偶像自杀的时代，而且也确实曾有人为他搞得家破人亡。男女之爱是人之常情，被迫隐瞒受委屈的也是自己，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真的不应该责怪他，谁让我们的歌迷群体这么不理性呢。我们平时说想做个好人，都是在大事情上让自己远离做坏事的环境，以减低变成坏人的概率，可是有些时候还是有很多极端的事情发生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是应该宽容呢还是应该批判呢？

很多人不是第一流的人，却有第一流的表现。有些人说刘德华伪君子，伪君子又怎么样呢？一个虚假的人一直做好事，做成了习惯，谁说对他来讲这不是一种成长呢？《无间道》的故事给我们很多启示，刘建明一直想做个好人，只是没人给他机会了。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自己堂堂正正做个好人铺平道路，可是却在这修补人格的路上越陷越深。想想今天刘德华真的应验了电影中的心境，有点讽刺。或许是《无间道》这片子拍的太好了，好到扮演刘建明的陈冠希和刘德华都在生活中也进入了电影。“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片中另一句名言，“很多时候往往是事情改变人，而人改变不了事情”。青春年少或许不该太过“宿命论”，可什么事情都得讲求个度。一味的求真，只会在生活的跌宕中摔得头破血流。

人格也是需要锻炼的，我们不应该在一个人主动锻炼自己人格的过程中加入太多的嘲讽和价值观的批判。尝试改变个人性格的锻炼是艰难的，这种锻炼正如身体的锻炼一样，大多时候甚至远远难过了身体的锻炼。运动员的锻炼中，一开始没有这么好的速度和高度，但日以继夜的努力以后，忽然有一天发现可以达到那样的速度和高度，这就是进步。人格的锻炼不也如此吗，也许一开始并不是出于本意，但是更有心的学习同样的做法和方式，当这种善意和技巧的表达成了一种习惯，一开始的伪君子也就成了真君子。好人往往是逼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对这种初始人格锻炼的生硬与刻板显得苛刻而不理解，大多数时间我们因为拆穿了别人一点点善意的谎言而痛快淋漓，却忽略了人家这样做可能是害怕伤害到你。

据我观察，大部分伟大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装腔作势的成分，可是故意的成为伟大的人，也是很不容易的。别人做好事，你也跟着做，哪怕是学的或者装的，只要你做个不停，不也是君子吗？“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做好事难道害怕弄假成真吗，我看这样的弄假成真是越多越好的。在南开听讲座，专家学者对周恩来也有很多负面评价。无论是文革中的表现还是人际交往中很多问题的把握都可以看出周总理并不是简单的善良。但整体来讲，我们仍然爱戴他，因为他很不容易。人们说他是“完人”，我一直觉得言过其词，但是当他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周到那么细腻，至少他在努力周全。即使是假的，那又怎样呢？永远做的跟真的一样，那就是真的。即使这爱戴包含着“不了解”和“了解而不理解”，但每每看到有人自发的到总理像前鲜花，我总是感动不已。

我们中国人讲中庸，讲辩证，可我们却常常在人格里忽略这一点。过去我们简单的面对“好与坏”，认为人性只有黑白双色，今天我们在人格的多元化认识下懂得去多角度评价一个人，但是关于“真与假”，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它们的辩证关系。而在真与假面前，人们做事的心态太复杂了。一味的求真，只会逼得你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挖掘别人的内心。而当那种类似于文字狱一样的观察人和事的方式出现时，就会出现文革那样的人性悲剧。

很多人强调真诚，鲁迅说“太假”，王朔说“你别装”，易中天说“伪君子”。可在我看来，这人世间真真假假实在太复杂了，即使是李敖这样惯常讲真话的人，也只能勉强说“我只能说我自己没说过恶意的谎言”，言下之意，善意的谎言或许是人性韧度的一种需要。与其说“宁作真小人，不作伪君子”，毋宁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间这么复杂，有时候真的觉得，对得起良心就好了……

在历史上的金融专著中只有两个词曾经被赋予“伟大”的称号，《The Great Game》（伟大的博弈）和《The Great speculation》（伟大的投机）。资本主义创造的是一个游戏，而博弈和投机是这个游戏的最高境界。博弈和投机靠的又是什么呢？

资本主义之前，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各种各样的，靠不同的社会关系维系起来的因素很多。但是人们除了生产、吃饭、还有很多共同的活动。原始社会都有血缘关系，族长是“话事人”，形成了一大家子的关系。奴隶社会里，两家子人打起来了，赢了的那个成了奴隶主，输了的那个成了奴隶。封建社会里，人们意识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整天打来打去很不好，要找个人维持治安，进行封建统治。但是资本主义就不同了。

14-15世纪，文人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开始了，核心便是争取自由。社会的潜台词是，原来的游戏不好玩，封建统治者让社会底层的人上不去，而人要有自由，人文主义里思想和文化开始凸现得很重要。可能是一个看似偶然的契机，和这种思想结合的“商人”出现了，赚来的钱开始变得很有用。因为钱是自由的，可以订立合同，人们之间为了钱而自觉的变成了奴役与被奴役，甚至还竞争着被奴役。统治者开始犹豫，究竟是凭权力还是凭金钱来左右这个社会呢？资产阶级革命给出了答案，资本主义的标志---金钱的地位从此奠定。

资本主义是现代游戏，所有的东西都和钱连在一起了。前面的社会，人们的关系是按照权力指定的规则来进行，金钱不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大概也是因为那些时代没有统一的货币，人们的价值观以各种各样的载体分布于社会各个环节。而资本主义的货币不但形式简单便于交换，而且走向了高度虚拟化。最重要的是突破了“不能任意发行”的限制。

正是由于这些，这个游戏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文明，看得见的主要是物质文明。资本主义体系建立起来之后，马上出现了工业革命，财富开始成倍增长。近一百年人类的进步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时代的总和。

依靠货币，人们才能够玩这个游戏。没有钱，人们之间则完全不能比。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无法量化，一个不能比的社会大家就不能一起玩。而资本主义给所有的东西都标上价。金融的本质就是用钱来玩钱，投资用货币计价，最后算得出来多少钱，然后比谁挣钱多。

更重要的是，货币成了人性抒发的最好载体。有钱人不再害怕，因为钱是他们对抗恐惧的工具。任何惩罚和代价都可以换算成金钱加以弥补。试想如果不是网络媒体的监督，有多少飚车的胡斌可以撞死了人后抖抖手中的钞票，万事大吉。很多民事纠纷甚至刑事案件，说到底，不过是为了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并不是一句现代的话，但是资本主义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钱除了能对抗自我的恐惧，进而演变成制造对别人的恐惧。钱变成了支配别人的权力。技术进步已经使我们今天的很多东西，至少是初级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应该是应有尽有的。经济危机中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而需求不足。我们的企业家想着法子变了花样想把产品能卖出去，以求利润可观。但是有很多人，包括农村人和城里的低收入阶层得不到这些东西。东西是他们生产的，房子是他们盖的，但是他们不能拥有。他们得不到更好的教育和医疗。发达国家的穷人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应该是足够的。何况在我们这个世界工厂。

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卡在“货币”这一环节上的力量，使得资本主义富人倒牛奶穷人吃不上饭的事实在中国上演。不是谁生产谁拥有，而是谁能够合理合法的赢得资本。社会的价值不再是多元的物质贡献，而是统一成“您有钱吗”这句看似冷酷却极为实际的潜台词。

于是，资本主义就演变成一个比谁挣钱多的游戏，因为货币就是价值。资本家想赚更多的钱，都想投资，投到哪里哪里就涨价，越是涨价越是形成对该领域内的非资本持有者的生活胁迫。而在追逐货币的过程中，人们忽视了价值。马克思说有一个跟使用价值毫无关系的价值，就是货币。没想到多年以后，这个货币成了资本主义这个游戏的颠覆性力量。

现代经济学本质上讲就是研究资本主义这个游戏规则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应该研究的是货币，也就是这个游戏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人说，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来弥补我们落下的发展生产力的课程，进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稳健。但在今天发现，我们玩这个游戏玩到这个地步，很多人甚至到不了温饱，比资本主义国家自己玩的还登峰造极。这是我们上一代以及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深刻反思的。

许多年以后回过头看，过去的几年一定在世界历史上有着不平凡的地位。有太多格局在发生改变，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在这里面，金融危机是不可以回避的一个词。最近一直在静下心来重读很多经典的文献，冥冥中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危机表现中寻找到经济学这个学科的一种原罪似的信条，却又在和朋友的讨论中对经济学有了很多更新的认识。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学科的不可捉摸，经济学似乎中了毒。

经济学家最大的本事，就是使用同样的经济数据，在同一个问题上推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且是至少两种，甚至更多。这在其他学科是不常见的。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常常用计量经济学的公式加上我们熟知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出来的很多结论是截然对立的。小事情无所谓，大事情可就不能含糊了。

金融危机的延续已经很长时间了，从07年的8月份慢慢浮出水面，我开始读研的那个九月份第一次正式的听到次贷这个名词，到去年9月份雷曼倒掉迅速升级为金融风暴并扩散成全面的金融危机。很多媒体都有很多报道，很多不着边际的人开始胡说八道。但是奇怪的是在理论刊物上，也就是在在顶级期刊，基本上没有任何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即使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除了克鲁格曼爷爷趁着刚得到诺贝尔奖的劲头表表态，也都缄默不语。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知道，在灾难面前不存在任何权威人士。

书店里一本接一本的金融危机的书摆在畅销书的书架上，仔细一看都不是专业经济学家写的。谨慎的经济学家其实早就不敢多说了，因为对金融危机的走势、时间和损失影响等方面的预测上，经济学家都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有的人的说法不完全准确，有的人的说法完全不准确。

到底金融危机影响有多大，即使这个看似简单问题的估算，也难道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所有的人。格林斯潘说这个是百年一遇的，媒体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灾难，但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估计到这场危机的杀伤力有多大。伯南克这个原先普林斯顿的经济系主任，真的不适合做美联储主席。要不是这次保尔森的问题更大，很可能华尔街就要倒戈伯南克了。国会听证会上，他关于经济危机的损失从1000亿涨到2000亿再到5000亿最后定格在10万亿。美国9个月的GDP都消失了，而他们还不知道该如何衡量，对危机的严重估计不足是危机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亚洲开放银行对全球金融机构的总的损失估算最后定格在5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庞大的数字已经距离一开始的估算相去甚远了。

过去30年，美国历史上出现了100次大大小小的银行危机，只有4次动用了财政部公款，其他都用美联储的余款。为了拯救经济，布什08年9月21日提交国会报告7000亿救市计划。3天之内，包括卢卡斯等诺奖得主在内的全球130个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这项拯救措施。令人欣慰的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但至少还知道不能干什么。

格林斯潘说美国遇到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个要和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但是30年代的大萧条失业达到25%，GDP下降40%。现在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假如格林斯潘都说错了，我们还能轻易的相信谁呢？

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前，没有一个人说东南亚经济会出问题。美国新千年前，没有人说经济泡沫会破灭。天花乱坠的时候没人看到危机。凡是该预测的时候，经济学家都是一个声音，却没有一个人用经济理论给出经济发展的方向。阿根廷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刊物开始抨击经济学家，原文的英文评价我忘记了，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我靠，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这全怪我们的经济学家吗？似乎也不能这么说。到现在经济学从理论上对很多问题始终没有解释，也没有一个正规的思路让这些问题变得可以讨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我发现他们之间基本上不可交锋，也分不出胜负。回头去看，假如很多经济现象在经济理论里变得不可讨论，这似乎是我们的理论出了问题。这是这个学科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理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矛盾却被我们忽视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讨论经济危机的理论中，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货币。可是我们学的经济理论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讲生产函数，基本没有货币什么事，宏观经济里的货币也只是名义值。那么我们学到的都是对的吗，那是否是对经济问题的决定因素呢，似乎很少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经济学要研究的不是生产函数，而是货币。进一步说，经济学要研究的不是生产之间的资源配置，而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具体到今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资本主义。

有很多名叫Michael的人都是传奇巨星，Jackson、Jordan、Bolton甚至那个电视里的Scofield。以至于在小学英语课上老师让同学们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有大概一多半都管自己叫Michael。但在这些巨星里，Michael Jackson似乎是更为巨星的一个，准确的说，他是个全球瞩目的超级巨星。

有很多人喜欢MJ，其中就包括我中学时候的同桌。他迷的不行，肖老师的音乐课上他还拿来自己收集的MJ唱片，播放《Remember The Time》里MJ和埃及艳后的那段MTV。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他说他在那伴随音乐的舞蹈中找到一种释放的感觉。

有很多人买过MJ的专辑。在那个盗版盛行的年代里，我庆幸自己买过一套sony引进版的《HISTORY-PAST，PRESENT AND FUTURE》卡带，以及高中那会在天南街专卖打口碟的老李那里淘来的一张没被打上口的《INVINCIBLE》原版CD，现在看来都像至宝一般。

有很多人的明星之路很传奇，他们的死也都很传奇。从李小龙、玛丽莲梦露、戴安娜，到邓丽君、张国荣、张雨生、黄家驹……似乎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MJ的传奇性使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有那么多人愿为他而死。别人的演唱会里很难看到那不断的被抬出去激动得窒息的众多歌迷。所以他的死，无论多么平常和可以理解，也都必然会变成可疑和猜测。

有很多人是天才的艺术家，但很少有人像MJ这样成为一种跨出文化和社会的束缚而具有某种全球性象征的一个符号。我们可以不太了解那充满俚语的歌词，但他的“太空步”和放荡不羁的形象，成为我们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通俗文化的最初理解和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成为了一个跨文化艺术传播的精灵，一个永恒的经典，一个经典的永恒。

有很多人获得了巨大的荣耀，也有很多人面对了巨大的不公平。MJ则二者皆有，他用他的坦诚面对一切，用他的善意回答一切。这样的死，虽然遗憾，却在吊足了50场演唱会歌迷的胃口后突然离去，在全世界都注目他的时候离去，在那些曾经一次次背叛他污蔑他的媒体关注中离去，我们终于知道了他对于我们的珍贵。命运给他一个无言的反击的机会，这反击深深的植入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心中。这世界欠了他太多太多，让我想起陆游的那句诗---“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 。

有很多人活着的时候不怎么出名，死了以后反被越炒越火。有很多人活着的时候大红大紫，死的时候只换来一声唏嘘。像MJ这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且伟大光荣到如此的地步，很是难得。

有很多很多的“很多”伴随着MJ的一生，但在我看来，他却是一个孤独的舞者。当人们怀着各式的贪念用显微镜观察他的生活时，他用他极大的宽容来回应这极大的不宽容。面对背叛和不被理解，他永远是一个人在孤独的战斗着。

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许多年以后，我想会有不少人抬头仰望星空，给后来者讲述在这世界上曾经有一颗星名叫Michael Jackson……

（我不是一个喜欢追星的人，因此也往往在明星死后的新闻里才开始了解他们除去艺术以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些天看了不少关于Michael Jackson的新闻和资料，他是一个善良、无私、勇敢而值得我们尊敬的人。选几张我很喜欢的他的图片，一起来纪念这个逝去的耀眼的明星。）

中国证监会在2008年2月出了一本书，叫《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这是一本典型意义上的白皮书，也是第一次全面的呈现体制内的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认识、看法和思考。文字上严谨又有些乏味，可能是历任证监会领导都还健在，语气上的轻重成了陈述的关键。但书中客观、诚恳和公正的态度，让人对中国资本市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整理一些读书笔记，大家一起思考。

一、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典型的政府扶持+市场推动型的市场。经历了3个阶段的发展

1.1978-199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启动，股份制经济的市场开始萌生。早期的股票具有债券的性质，自己内部发行，保本保息。债券的发展也是应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金融债是因为银行贷款的在建项目因为通货紧缩的原因出现资金不足而产生的。资本市场自我演进，缺乏规范，分割的市场容易出现各种舞弊事件（深圳8.10事件）。随股票发行的供求关系由冷转热，人们对资本市场的参与意识已经初步建立。

2.1993-1998 证监会成立，统一监管，区域性市场向全国性市场迈进。监管机构的职能明确，法律法规进一步确立。针对发行方式的改革，开始审批和有了额度指标。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发展，场外市场被清理和关闭。中介机构开始增多，老基金被清理。市场对外开放。期货市场比较混乱，3.27国债事件后，期货发展趋于保守。全国性的统一市场的建立也使得体制和机制的缺陷带来的问题慢慢的积累，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

3.1999-2007 以证券法为标志，资本市场的法律地位得以确立，在改革中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证券法开始实施，国有和非国有的股份公司纷纷进入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开始增加。证监会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为市场的规范奠定了基础。作为经济转轨中由试点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早期制度设计局限，改革措施不配套，问题突出：股权分置问题，上市公司改制不彻底，治理混乱，证券公司实力弱，机构投资者规模小而少，市场产品结构不合理，缺乏蓝筹股、固定收益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制度单一缺乏避险制度。这一时期多层次市场开始建立，中小板和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实行。债券市场三市分割，期货市场初步恢复。合资券商和QDII+QFII使得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

二、重大改革措施

在中国干成一样事情，必须要把它放到国家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才能在各项政策上统一协调。与一些成熟市场的自我演进发展模式不同，中国的市场走的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与“市场自我演进”相结合的市场化发展道路。渐进式的改革里，常常有政府和市场一快一慢的不合拍造成的问题，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三大主题。

国务院2004年初发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此资本市场的发展似乎有了尚方宝剑。

股权分置改革成为重中之重，2005年4月启动，采取对价的方式与股东权衡利益平衡安排，是近年来最为有效的公平的妥善的市场化改革范本。其中也可见到证监会在改革中所做出的各种努力与尝试。2年内基本完成，使得至少在基本层面上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没有本质差别。

全面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实行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在发行体制中进行有益的探索，先保证透明化，再进一步市场化，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基金业的改革之所以走的更快更好，是因为新基金建立之初就走向了市场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没有太多的旧制度的桎梏。

任何改革的顺利进行，都是以经济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为保证的。

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资本市场的整体规模有待扩大，结构有待完善。市场规模小，直接融资比例低，股市债市结构失衡。多层次市场和丰富的交易品种不足，交易机制导致收入模式单一，也有待完善。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发展滞后。

2.市场机制有待健全，效率有待提高。发行体制有待改革成注册制，债券市场太多依赖于行政审批，而多头监管阻碍发展，市场分割，国债流动性不足。中国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

3.上市公司整体实力要加强，缺乏内外约束机制。

4.证券公司实力弱，规模小，盈利模式同质化，行业集中度不足，创新能力不足。金融行业永远是一个寡头行业，大公司才是方向。

5.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机构投资者规模小，不平衡。个人交易账户多，且交易频繁。机构投资者整体规模小，产品不够丰富。各种类型的集合投资监管规则不一，私募发展很不规范。

6.市场监管体制落后于市场发展，自律不够，诚信文化要加强。

四、前景展望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简化行政审批，培育市场化发行和创新机制。推进多层次市场的建立，增强市场参与者的竞争能力。

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上市公司成为经济顶梁柱。市场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促进价值评估，引领企业变革。改变了理财意识，凸显财富效应，社会保障建立，推动了制度完善。

中国的资本市场从建立到改革，每一步都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前列，却又显现出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每一次出问题都在改变，虽然周期有点长，但相比其他体制改革的领域，资本市场已经算是很快了。每一次重大的发展，都是在国家制定新的方针政策和新的法律条文开始实施之后，资本市场才会被动的被拉着走一小段，直到这种政策的适应性消失殆尽。每一次改革的试点，也都是从国有上市公司开始，也是他们尝到了政策的最先甜头。可见，我们的资本市场长期还要保留有“政府扶持为主市场推进为力量”的烙印，并且以这样的改革方式持续很久，直到政府和市场过渡到更自然的关系。

2020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市场也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时候，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会朝着有利于该组织精英的方向演进。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事物，往往都是有着很强大的改变的意识，能成功的并痛苦的应对自己内部的冲突，最终成就伟大。

华尔街真正的历史趋势有点意思。一开始自发形成的散乱市场，由于市场较小而参与者的特权，常常为一两个投机者的贪婪而搞得混乱不堪以致崩溃，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不断的完善制定出机制，但仍然进程较慢，因为涉及利益的法律制定充满了腐败。乱世出英雄，直到范德比尔特再到摩根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使得市场的混乱走向了规则，但是也伴随着大公司的垄断地位。每一个团体想要永远将手里的蛋糕单独吞掉都是不可能的。华尔街的经纪人一开始都是会员，利益可以独享，但是后来经纪公司不得不变成股份制，使得投资者一定程度能分享他们的收益。再后来就是美林公司带来的分散化连锁经营模式，不但提升了从业者的素质和能力，也使得华尔街的市场更大程度的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随着电子化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增加，垄断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站在今天回首书中几年前的文字，五大投行烟消云散得如梦境一般，不知这是不是一种讽刺。

任何一个市场的发展，都是由一群漫无目的的自私的投机者开始，直到这些人在一次次的阵痛中逐渐认识到他们有着超越各自利益的共同利益，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在美国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既得利益集团对自己的利益的维护，采取了很多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但基本上在一个国家追求平等自由的大环境的压力下，这些阻碍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每个限制经济自由发展的壁垒，包括王朝的特权，都会影响每一次崩溃后基于以往错误纠正的新体系的建立，于是也就拖延了通过实践不断的改变使经济机制变得强大的过程。

资本市场里总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一夜暴富，也会经历倾家荡产，不断的在天堂和地狱里轮回。但这些勇敢的人仍然沉溺其中，和这个市场形影不离，他们被叫做投机者。最早的投机者，莫过于荷兰人。荷兰人造就的郁金香泡沫，昭示着他们对财富的狂热追求，羊群效应，丧失理性，但也催生了他们的商业气质和文化。投机者往往成为商业领域最为前沿的探索者，因此必然备受争议，却不该成为道德败坏的标志和经济崩溃的替罪羊。从古至今，所有的金融大腕玩金融游戏的过程中，都是一只手伸到市场里，一只手伸到政府里。搞市场的那只手一哆嗦，你就赔的底朝天，搞政府的那只手一哆嗦，你就立刻被双规了。

一直以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就是个观察经济的重要的切入点，二者谁走在了前面，必然会对后面的有一个带动力，却也难免因自身走的太快，脱离了对方而走向崩溃。从历史上看，一般来讲，资本市场走在实体经济的前面时，要么政府有力控制信贷和资产价格，以实现降温，要么就是人们的狂热和股市的崩溃。而实体经济有时也会走在资本市场的前面，这大多由于特殊原因，比如战争时期的国家形势或者经济体制转轨的短期阶段。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往往在随后的几年内这种积蓄已久的生产力发展会在资本市场出现一次井喷及股市的大繁荣。

股市的周期性崩溃，将经济繁荣时期积累下来的泡沫挤出了经济循环，使得经受了考验的经济体更加健康。资本主义的博弈游戏中，有赢家也永远有输家，但是在一个自由经济体中，长期来看，获得利益的总和将远远超出失去利益的总和。一种新的市场和机制如果能带来繁荣，同时伴随着衰退，那么我们要做的不是拒绝它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定规则，更大的扩大繁荣，更小的减轻衰退。

每一次经济生产力的重大变革都成为资本市场繁荣的一个有利条件，因为新的产业和建设需要资本市场来融资进行生产。每一次资本市场的崩溃，大体上都是因为新的生产力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动力已经消失殆尽，而人们投资的热情还没有减退，于是经济的泡沫便出现了，但这最终是会破裂的。经济周期是人类本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是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控制，每一次繁荣和崩溃，振幅都会超乎想象。

所有的熊市都会结束，正如所有的牛市会结束一样，这些都是取决于那些超乎我们控制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但我们更应该知道，每一次惨痛的经历，都同时是一次重塑自我的好机会。

（时隔三年再次阅读这本书，随时局变动，感触颇多，也更为深刻。学经济而不谈经济，实在惭愧。适逢该书译者祁斌老师授课南开，课间闲聊收获良多，辅以部分读书笔记，以飨众友。）

那天早上打开新闻，罗京走了，心里突然揪了一下，就一小下。

我想，或许很多人看到这新闻，应该都是如此的反应吧。我并不熟悉罗京，但成长过程中三天两头见面，也不能说陌生。对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很多的了解却都是在他死后的报道和怀念中。除了显而易见的帅气，稳重，多才，内敛，在报道中我看到了更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罗京。罗京是个低调的人，严肃正统的行业定位已经不容他不低调。但他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大多数央视新闻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让我惊讶的，是温文尔雅的他面对死亡威胁时表现出的敬业。媒体人的敬业，往往因媒体行业本身的特点而显得广为人知，但置生命于不顾者，少之又少。既然悲剧无法避免，那么人们面对悲剧的态度就是很重要的。人要死有八百种理由，要不死则只有一种理由：怕死。罗京不怕死的精神，为他这个典型的为官方普遍认可的“中国式”好人的形象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个性色彩。吊唁的新闻里，那些受采访的媒体人的表现应该不是出于尊敬的作秀。看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多半从他的追悼会就能窥知一二。生死之间，人心向背。这不禁提醒着我，很多人都是默默的伟大着，他存在的时候不凸显、不放纵、不矫情，你并不觉得怎样，可他离开了，你便感到生活的一丝异样。

罗京的离开，无疑是央视相当大的损失。这不仅仅是少了一个卓越的节目主播，更是罗京所代表的意义带来的遗憾。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央视的成长，罗京一直稳坐央视一套主播第一人的位置，这一坐就是二十多年。对于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来讲，二十多年积累起来的是什么？是一种信任感。闭上眼睛想一想，同样一条新闻，罗京说出来和年轻的帅哥美女说出来，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人长得漂亮，只能给你亲切感，而信任感的获取则必须伴随着时间的洗礼。正如在欧洲的那些古典音乐唱片店里，给你讲解和导购的都是一些一把年纪的老头子，他们本身就说明了，对艺术的体会和理解，除了时间别无他路。俊男美女天下皆是，而罗京只有一个。今天不看新闻，明天便不懂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罗京是我们每个人的知识来源和载体。这种随时间积累起来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伴随着我们一起面对新闻节目的成长，瞬间随着个人载体的离开而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损失。

如罗京一样的主持人们，似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着，也许很多年后当你回望时，印象里的他还默默守望在灯火阑珊处自成一道风景。他注定成为大众的一种回忆，这毕竟是幸福的，能有多少人在人生的二十多年中每隔一两天就跟全国观众见一次面呢。我们和罗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交流着，不经意间伴随着对方的成长、成熟和衰老。在多少个万家灯火的日子里被大家见证着从年轻走向成熟，这或许是用最正式而严肃的语言书写的一段人生传奇。

无论如何，愿他走好，不知天堂里有没有“新闻联播”……

上一个被我如此喜欢的导演是姜文，一个可以拍出梦境的导演。直到2001年，姜文低调的参演《寻枪》，采访时他只说到要帮助还是新人的导演陆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陆川这个名字，直到看过《可可西里》，我猜想他早晚会是中国最顶尖的导演之一。而看过了《南京南京》我猜想他是不是想把我心里的那个“之一”也给去掉。

《南京南京》是一部好电影，好得出乎意料。即使试图用理性审视这一切，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是不得不被其中的内容所感染，以至于直到看过之后这么久我才能静下心来写关于它的这篇文章。

影片主要讲的是两个主题，我们的男人无论战与不战都逃不出死亡，我们的女人无论从与不从都被蹂躏。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都是人类最朴素和自然的情感。而可贵的是陆川借着这个敏感的话题，没有渲染仇恨，而是在探讨人性，这也是他最聪明的地方。有人说他这是爱国主义的投机，可我真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能让当今这么多浮躁的国人静静的坐在电影院里，深深的思考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陆川是伟大的。

最抓人的情节，似乎是唐天祥被杀的那一幕。被杀者不愿蒙眼，敢于面对死亡，而杀人者扭过头去，不敢看到这一切。“活着多好！”，是啊，活着的人都这么说，或许是因为我们已听不到逝者的声音。

人性里面总有一种超乎现实的更高层次的道德，而这种道德又是什么？当你能用强大的武力把别人逼得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应该从道义的角度上来讲，给别人一些选择。宽容是最大的道德。

然而在国家意志的大背景下，个人往往别无选择。“活着比死更艰难吧。”影片的最后，日本军官放掉了那两个中国人。他转过头去，向另一个士兵敬了一个礼。这或许是对人性的一次敬礼。日军人性深处的矛盾，把自己逼向了死亡，而留在人们脑中的，是那个头戴鲜花快乐奔跑的中国男孩。他还活着，他依旧在奔跑。

罗永浩有句话很对，日本这个国家历史上只有两个状态：正在侵略中国和准备着侵略中国。即使在今天，如果有能力有条件有机会，日本仍然会侵略中国，这不是你改两本教科书、打几场国际官司就能左右的。既然喊的声音再大也是徒劳，何不塌下心来发展经济去赚鬼子钱呢。中国的儒家千年以来习惯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迎合和吸纳，恨不得把天下都给“和”了。然而今天我们有了更多元的思考，或许忘记你是个中国人，你才有可能拥有全世界。

我们高喊我们是中国人，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我们不需要怎么努力就得来的资格。真正的本事不是谁关于历史的声音更高，而是谁用头脑赢了你当下。我们该记住的是教训，而不是仇恨。中国的历史上，地肥水美的中原地带永远是周边民族侵略的目标，人民的不幸绝不亚于日军侵华。可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国家，民族融合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总想让日本这帮孙子去替他们的爷爷赎罪，可他们即使知道也不愿相信。假如你是个蒙古人，你愿意为铁蹄蹂躏中原的你的祖先而赎罪吗；假如你是满洲人，你愿意为误国误民的昏庸慈禧而赎罪吗。我们只是站在这个时间点上，对离我们最近的那次战争念念不忘。

我们不该忘记历史，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要记得战争的罪恶，要珍惜眼前的和平。可矫枉务必过正，我周围的人都恨不得再来一次东京大屠杀。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或许又应该忘记历史。历史就是历史，我们实在不该寄太多的希望于过去，希望在于未来。历史最该被记住的是事实，历史最该被忘记的是情感。

受了伤的民族，才会高喊爱国主义。我为什么喊得声音这么大，是因为我受了伤，我为什么会受伤，是因为我无力反抗，我为什么无力反抗，因为有能力做反抗准备的时候，我们只知道高喊我们的天朝万岁。正如贪婪与恐惧一样，彷徨与呐喊也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我们受了伤，但我们不能永远沉浸在伤痛里而不走出来，哭泣的人无法思考，我们需要变得坚强。

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曾有过一些梦想，而现在你跟他们提起这些，他们往往会跟你说，还是现实一点吧。梦想与现实，似乎纠结在每一代青年人的心里。可等到冲破了这一层纠结的时候，或许你已经不再年轻了。有时候，人生或许就是这样的悖论与两难。

世界真的是平的吗？这或许有赖于视角。成功者有一种害怕被超越的危机感，“世界的平”对他们来讲是先驱者自我鞭策和反省的一种解释。而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这些后来者，世界不仅不是平的，甚至陡峭得就像一个山谷。小人物站在谷底，抬头看到的是直上直下的社会地位，那堪比悬崖峭壁的位置，即使武林高手也要加以时日方能站定，何况在我们这个山谷中，上面的人还在对底下爬上来的陌生人丢石块，给底下爬上来的亲友们丢绳索。于是有些人彷徨了，索性甘心谷底；有些人适应了，想尽办法去抓那绳索；只有少数人顶着偶尔落下的石块，用自己的力量一步步的攀登着。抓住绳索的人，梦想似乎来得容易些，可抛给他们绳索的人的位置，便是抓绳人这一程的终点，要想继续上行，唯有再寻出路。自己攀登的人看似费力，但只要你抓牢每一步，总可以一点一点的进步。这上升决定于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因为你已经有了一副坚实的臂膀。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没有扎实的努力，怎可祈望大成。只有体验过一无所有，你才能得到成功背后的坦荡与勇敢。世界或许只有一种情况下是平的，那就是站在上面的人用俯瞰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切。

人生是漫长的，我们都知道，却又不甘心。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梦想，却又束缚于现实。一次激动人心的讲座，便成了未来三天努力的支柱，一部刚刚更新出的美剧，便成了赖在网上的理由。青年学生的迷茫总是交织于宅在宿舍还是去上自习的选择中。我们总是缺乏持久的动力，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少了一颗平淡的心。这样也好，那样也不错，其实专注于哪一样都能成就，我们却只是专注于这选择的过程。而所谓选择，很多时候又被我们先入为主的担心所左右。效率至上的生活，让人们的耐心在不断努力却又看不到希望的每一天中消失殆尽。一切都伸手可得的时代，唯有梦想似乎变得更加遥远了。这似乎应验了叔本华的那句话，“只要我们的意识中还充满意志，只要我们还沉溺于种种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断的希望和畏惧之中，我们就决不会得到永久的幸福和安宁。” 可这梦想却又时而浮现一下，但却是在那些周围让你所羡慕的人的身上有了着落。你看着那些顺利升学的人，羡慕着找到好的工作的人，追逐着那些走出国门的人，嫉妒着那些成家立业的人。可他们真的是成功的吗？还是只在人生的这一个砍上跨得比较漂亮呢。人生是漫长的，生无所息，宁静致远，我们都知道，却又不肯相信。于是该努力的日子里，我们放纵，遇到人生的结点，我们突击，突击成功时我们炫耀，突击失败时我们抱怨。炫耀的人真的那么幸福吗？还是那种标榜比别人强那么一点点的姿态带来了更大的快乐？抱怨的人真的那么失败吗？还是那种把所有的原因归结于命运的不公能带给自己心头一丝宽慰？一切都会过去，谁会是真正的赢家呢？

现实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都不知道成功有什么充分条件。很多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往往成了最后登顶的垫脚石。成功者往往并不汲汲于一时一事，按照自己的原则走下去，忽然有一天猛一抬头，发现成功近在眼前。教授去日本访问，感触最深的便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日本制造业的精细化是靠一代一代企业家上上下下的专注形成的，任何事情做到极致便是精品，这是他们的梦想。而我们的企业家则似乎没有这么多的耐心，饭桌上没有一个不去探讨该如何把赚来的钱投到股市和房市去捞一把。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拥有一批暴富的企业家，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全球型企业。有些事情我们从来不去做，或许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会成功。即使相信了，我们也难以逃脱坚持的路上的那些诱惑。我们把这种扼杀梦想以适应大多数的过程叫做成熟。我一直在想，在这样的成长里面，我们是不是在逃避着什么，即使我们的父辈，也不愿谈起那些被俗世繁华渲染过的青春激荡。他们或许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失败，他们还沉浸在他们仓皇的度过了青春岁月后终于能得来的那份安逸。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的父辈就是这样告诫他们的，而如今的他们，又如此的引导着后来者。世界本不是那样子的不堪，煞有介事传递经验的人多了，你便以为现实真的不过如此。一群梦想破灭的人碰到了一起，把这“真理”再传递给后来人，于是世界真的成了那样子。一代一代，有人崛起，有人蹉跎，但其实，世界还是那个样子。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和朋友走在厦门海边，开心的奔向大海，却又在浪袭来的一瞬间驻足不前。脚下踩过的每一步都深深的陷入沾着湿气的松软的细沙中，身后的每一个脚印却又被浪冲刷得了无痕迹。我们活着，就像是走在海边，每一步都在不断的沦陷，所不同的是，有的人走向了岸边，有些人沉入了海底。

生活没有理所当然，生活也没有一成不变，面对梦想与现实，我们能所做的全部，或许只是在这滚滚尘世的激流中，不至于沦陷。

------5月4日，写给还是青年的自己

不知是巧合还是幸运，我在上大学时读的第一本书，便是李泽厚写的《走我自己的路》。我现在还记得我在漳州校区的图书室里拿出那本泛黄的小册子的样子。书不厚，却影响了我许多。我始终不觉得，人生是可以经验的。我开始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待和审视那些既定的观念时，我发现它们是那么的站不住脚。假如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可复制的，我们又何来经验之谈呢。可偏偏我们都希望身边有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在引导着我们自己。当这目标在周围的人的身上有了着落，这些人就成了榜样。随之而来的是大学中各种各样的介绍会、推广会、宣传会、经验交流会。同样不知是巧合还是幸运，大学里我也收到过几次邀请。能推掉的我都会推掉，推不掉的，我也没有感到任何的荣耀。我挺害怕别人叫我学长，大多让他们直呼我名。不是害怕自己老了，而是害怕看到他们眼中那熠熠生辉的光芒。多少带一点期许，多少带一点盼望。但我自己知道，我能给他们的实在不多，更不用说什么箴言和经验。这样的场合里，我大多会对后来者说的，也就是那六个字：“走你自己的路”。

在这个多样化的年代里，成长中的我们如果都被一股巨大的流所吞噬，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我们始终无法拒绝奔涌的潮流，那就只有每个人选择自己的一个点，站在那块礁石上，唯一确定的是后来人不会从此经过。可现实中，我们一面抱怨着生活的不平等，一面崇拜者身边的成功者。我们愿意和成功者呆在一起，大概是因为那让我们感觉自己离成功更近了一些。可成功毕竟是别人的，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于是我们不断的追逐着新的成功者，以更新头脑中离荣耀越来越近的感觉。别人的成功一定是你的成功吗？未必，我们要的或许不是成功，而只是成功后的那份荣耀。在这种追逐别人脚步的过程中，我们辛苦的奋斗着，忘记了自己本要走的路。我想起不知是谁说过的一句话：“对一个新生儿的每一点教诲都是危险的，因为你给了他一个可能，就夺走了他另一个可能。”但我们总需要教诲，总需要引导。那就让这种教诲成为一种启发，这种引导成为一种暗示吧。确定的人生必然趣味全无，历史的经验属于历史，别人的经验属于别人。大可以拿来用做思考的启发，却不可把拿来当作主义。

我们骨子里对传统的崇拜成为各种经验之谈的土壤，而落实到这种谈经验的人身上，我们则给了他们一个叫“大师”的称号。这种大师动辄就变成了公认的称号，媒体似乎在其中起到不少作用。在这个信息发展和人性通达的年代里，东方人走出传统国学的领域去看世界，勉强跟上了这个术业有专攻的潮流。于是，过往曾被我们呼唤做大师的王国维、章太炎、翁同龢、陈寅恪、胡适、傅斯年、梁溯溟等人，都已经在记忆里渐渐远去。我们发现他们只是做了他们该做的，是我们太过鄙陋而已。他们的职业不过是教师与研究，他们走的比我们更远一点，离真理比我们更近一点。但在那个动荡中的年代里，他们不可否认是我们这个民族从狭隘的自我走向广泛认知的一些助推者。我们当然要感谢他们，敬佩他们，但我们也应该知道，或许是时代成就了他们。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现时代，基本上不太可能有大师的出现。正如一个喷水器，在管子的狭小空间里，一定的压力可以使得水流喷射出来，但当水花四散的时候，想让它们走的更远，那管子的压力就无能为力了。

今天的大师，大部分是吹捧出来的。他们思考文化的能力很强，但让你知道他是大师的能力则更强。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舞台上，借助媒体和自我吹嘘成为大师的一群。媒体捧出来的，即使有个别的有大师倾向的人，也常常因为一部分人的亲切呼唤，而引来另一部分人的冷眼相待。我们打开电视或电脑，扑面而来的是各种大师的言论。我们津津有味的咀嚼着被别人餐食过的经典，丝毫已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的最大失败，是把人“工具化”。媒体造就的“大师”教育，把人们充当一天工具后的仅有的剩余思考时间也打包了起来。于是，街头巷尾人们无不谈论昨天电视里谁谁谁说的什么事，讲了什么课。我们重视的是人的评论，而不是事情的本身是什么，我们在意的是别人的解读，而不是原始的经典是什么。在这种价值观的传递里，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得以大行其道。问题或许不在大师，而在于我们面对这些大师的心态。太多的对经验的崇拜和艳羡，使真实与我们渐行渐远。当媒体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大师”。对于我们常人来讲，真正的大师或许是“百度”、“谷歌”和“维基百科”吧。

过了那靠骄傲赚取虚荣的年纪，渐渐的会发现，在浩渺无边的宇宙中，每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作为一滴水，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太渺小，我们之所以快乐，是因为我们和别的水滴连在了一起。所谓的大师，或许只是偶尔跃得更高的那颗水花，推动他的正是由无数个其他水滴组成的巨大的浪。牛顿说，我看得更远，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问题是你是否被身边这个巨人的伟大蒙蔽了双眼，还是抬起头来，了望远方。

你以为你的人生很广阔
广阔里有一种虚幻和空泛
就这样，你以为熟悉的
渐渐一切已远

你以为你的人生很狭小
狭小里有一种真实与饱满
有时候，你以为陌生的
蓦然近在眼前

只要选择一种勇敢
命定的禁锢随即斩断
可总有太多眷恋
使明天不是今天的预言

远远的似乎有一个魅影
伸出手却又不见
走得出镜子里的自我
天堂即是人间

《水浒》是我读的最早的小说。文革的时候外祖父被抄家，众多典籍散落，唯此书得存，在我很小的时候便赠予了我。

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代像三国那样英雄辈出，即使有也不会像三国时代那样给他们表现的机会。回望那个年代，尽管兵荒马乱战火纷飞，却不影响它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民族回忆……

曹操的伟大，在于他终没让项羽的历史重演。姓刘的机关算尽，没想到这是持久战，儿子不行，气数也尽了。

曹操远比他的两个对手高出好几个档次。在人人都关心几场战争，几个地盘的时候，只有他的心性在于天地气宇，世间万物。这种气魄并不全是因为老爷子留下的诗多，更是一种对时空概念的通达，成就了这个人，成就了这一方，成就了那个时代的中国。

曹操的胜利，一开始在于成功了绑架了皇上，后面就全靠那些谋士了。这种模式一直沿用至今，成功者绑架了资源，垄断了市场，然后开始跑到清华北大招兵买马。悲哀在于骨子里你不得不被绑架，谁让人家曹操有粮草。士不可以不弘毅，今天的我们却有多少不趋粮草。

在谋士里面，易中天说他喜欢贾诩，大体是因为他得以善终。或许英雄辈出的年代，见好就收才是关键。懂得沉默的男人才是真英雄，难怪柒牌男装的广告里李连杰扭了半天，还是出现一个女人的声音。

可假如谋士可以归隐，王者如何退出。于是刘禅成了一个异类。乐不思蜀的代价是遗人笑柄，而笑的人如果坐在刘禅的位置上，真能战斗到底？还是闲人看客般抒发着自己博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刘禅是理性的，完全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假如中国人不笑他，或许我们的经济学早已长足发展。

每一个大时代都会有几个悲情英雄，诸葛亮算悲情中的悲情。

诸葛亮最值得称道的不是他的头脑，而是他的心态。靠头脑算计别人今天也大有人在，凭心态气死别人历代却为数不多。

屁股决定脑袋的年代里，诸葛亮的榜样力量在于，站错了队伍也能活得有声有色。始乱终弃，有时候不在“乱”而在“弃”。我一直觉得孔明是知道最后的结果的，可人活得太理性则趣味全无。他个人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三顾茅庐是否出山的两难以后，他的人生再没有徘徊。就这样一路明了，一路唯心，却又慷慨赴死，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出师表》，成了语文课本里孩子们必背的英雄的祭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了时代最强力的叹号。

我们总是不自觉的给了魏和蜀更多的目光，至于吴，记忆里总是纠结于一个人，这就是周瑜。“出名要趁早”，假如张爱玲跟周瑜一个时代，她或许会爱上他。周瑜的悲剧在于娶了小乔，意识里唯美，必然少了生活的豁达，坎坷也就接踵而至。可这份唯美，却和当初英姿勃发的孙策一起，创出一个吴的精神。如果说魏主“唯物”，蜀偏“唯心”，那么对吴的漠视或许影射出我们该抓抓审美教育了。

赤壁之战的经典，就在于“唯心”和“唯美”联手打败了“唯物”。可唯心的在唯美的世界里必然显得奸诈，唯美的在唯心的价值观里终究要被气死。既生余何生亮，我就在这样的两难里活了这么多年，给我起名字的人一定是唯物的！

三个国的崛起，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就会像袁绍和袁术一样让人讨厌，太晚了往往只能选择跟着谁玩，想自己划出块地盘便难了。

三个国的斗争，失败者总是无比动人。曹操赢了，可记忆里最鲜明的却是诸葛亮、关羽、周瑜那一个个失败者苍凉的背影。

三个国的故事，用尽三十六计。可如果走为上策，在这个全球化的危机年代里，你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从小到大，我没有养过什么宠物，除了那只鸟。

那时的我刚刚上小学，百无聊赖的天天在院子里和伙伴们嬉闹。旧时租届里的法式建筑成了我们捉迷藏和“打仗”的阵地，玩得起劲的我也每天都脏兮兮的很晚才跑回家。爸爸的朋友送给他一只“玉鸟”，我特别的喜欢。它通体青色且没有一根杂毛，头部宽大略呈方形，身体修长而羽毛紧贴，整个体型显得匀称而漂亮。更不用说它的鸣声悠扬而多变，十分悦耳动听。为了让我收收玩心，他便把那只鸟交给我照管。也许爸爸当时并没想到，从此我的生活真的改变了。现在想来，在那个娱乐形式单调的年代里，一个活灵活现的小生命对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来讲是莫大的吸引。

我把对它的喜爱都变成了细心的照顾，甚至每天稍有空闲都围在这个小家伙的身边。我常常提着笼子，带着它到院子里晒晒太阳，阳光下的它更是活泼。我并不允许家人替代我照看它，生怕他们没轻没重的惊到它。换食换水更是要我自己来，我总是小心翼翼的从家里的谷子里，挑出最干净最精细的那一部分，轻轻的放在一片卷成管状的小纸上，小心翼翼的伸进鸟笼里的鸟食罐里，手一台，它这一天的口粮就又都滑落进去。那种快乐至今难忘，像是我的心也跟着滑了进去。每次看它吃的欢快，我也跟着高兴起来。

我每天都吵着要爸爸买一个最大的鸟笼以便让它住的更舒服，吵着要爸爸快点看完当天的报纸，然后可以用来给它铺干净的小窝。给它铺窝或许是我儿时经历的最为紧张而认真的任务。一只手牢牢的掩住半打开的鸟笼的小门，另一只手轻轻的伸进去，扯起报纸的四个角，慢慢的卷成一团再抽出来，立刻关好笼门，再把干净的报纸小心的填进去，用手铺平。爸爸看着我的样子总是笑呵呵的，现在想来，他一定是为自己用一只鸟把我拴在家里而感到得意。

那只鸟就这样占据了我的课余生活，也渐渐占据了我幼小的心灵。我以为那快乐的日子真的可以没有尽头，直到一个秋日的午后。那天我手里提着它，一边学着它的叫声，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阵风吹来，我被砂子眯了眼，手一松，笼子掉在地上，插着的门也一下子弹开。它似乎是受惊了，一头撞出了笼子，飞到了阁楼高高的屋檐上。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住了，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三步并作两步的上了阁楼，打开窗子。没办法再向它爬过去了，没有扶梯也没有栏杆。它静静的站在屋顶延伸出来的檐上，转着小脑袋左右乱看，像是还不习惯没有保护的外边的世界。我想用长竿把它接过来，又怕惊了它飞向更远的地方。它却漫无目的的在那“悬崖峭壁”上悠闲的踱步，任我用各种各样的鸟食去引诱它都不肯飞回到屋子里来。它就那样高傲的跳着跑着，在叶落满地的枝头前向那棵斑驳的老树炫耀着它的美与活力，而我就那样满是期待的望着它。七岁的我一时间手足无措，似乎从没对什么事情有过这么大的耐心，但却和它僵持了大概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却不知从哪又飞来了一只黄雀。那个外来者显然是对它想入非非的，立刻上来套近乎。它似乎为难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家伙，于是就欢快的和它玩了起来。“万念俱灰”对一个孩子来讲不知是不是有点言重，我甚至不敢看它就这样离我而去，却又总在一丝能有奇迹发生的希冀里向它投去殷切的目光。终于，还是没有奇迹发生，它展翅在曾经住过的老屋上空盘旋了几圈，像是跟我和这段快乐的日子告别，然后就头也不回的和那只黄雀飞向了远方。许久之后我还呆呆的望着天空，嘴边尝到了咸咸的味道，我宁愿是因为刚刚眯了眼……

孩子的心总是很容易安抚，多彩的校园生活也让我很快淡忘了伤痛。那年深冬，一天早上我走出家门，再熟悉不过的一簇青色静静的躺在院子里。我急忙走过去，把它捧在手心里，它冰冷的身体外羽毛显得有些凌乱。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更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回来。它的尸体给我一种悲凉的感觉，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不清楚，至今还有无限种可能在我脑海里闪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在外边一定过得很艰苦。我悄悄的把它埋了，还像模像样的插了根很短的树枝在它的坟前。

我对生物世界最朴素的兴趣似乎都是是从那只鸟开始的，它让一个7岁的孩子在人世间的爱心有了最初的着落。长大以后，我常常怀念那个早已离我远去的小家伙。我总在心里设想，假若它没有飞出铁笼，它会不会过得更好呢？呵呵，谁又知道呢！电影里说有一种向往自由的鸟，把它囚禁在牢笼里，你会觉得那是一种罪过。可也有人说，世界上所有的鸟类都很傻，所以我们总把类似的人叫做傻鸟。

四季轮回 交替转变
所不同的 只是这已是另一个春天

春天里应该寻找一些什么
偶尔想偷一种稍纵即逝的灵感
祭奠裹在冬雪里的浪漫
却看到张张神色匆匆的脸
带着希冀去追逐着明天的偶然

春天里应该感受一些什么
感受着置身昨日雨季的闽南
总听到山间溪水的潺潺
又见到客家古朴的瓦檐
每每到醒来仍不愿睁开双眼

春天里应该妄想一些什么
或许妄想留一份至死不渝的勇敢
证明自己也走过的经事儿年
却常梦到海边那飘渺的呼唤
传来昨日散在风里的誓言

春天里应该抓住些什么
冲动着抓住那所有的绿和所有的暖
可刚一伸手却又茫然
月历上赫然醒目着“三”
春还未到 她只是不远

午后的阳光撒上脸
润开了心  折射在你的眼
光影如歌 在耳犹弦
星空里也漾出春意始然
漫漫长夜如何其 
酒歌未央  诗已成篇

上一篇文章写得那么激进，主要是觉得私有化是一个方向，而对于我们这个已经习惯“渐进式改革”的国度来讲，这条路也许会尤为漫长。稳定固然重要，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稳定建立在绝大多数民众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现状毫无起色并且成为当局者明哲保身、搪塞改革的借口时，我觉得学者更应该积极的思考并倡导时局下可以采用的现实办法。很感谢很多朋友带给我建议和意见，这也促进了我针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思考。

解决这些问题现实的办法是什么呢？清华大学的蔡继明教授提出一种中央与地方上下分级管理、城乡多元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土地制度。简单来讲就是把土地按照地理客观条件和用途分配，确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级所有。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解决了现行的土地国有制里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属关系不清的问题。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不再错位：中央政府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可以通过法律法规限制地方政府不能再以各种方式占用国家所有并保护的农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将削弱：这一届政府不再有动力把下一届政府可以支配的土地全部用完，通过收费把土地收益全部纳入了本届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在划定的地方政府用地之内长期规划，即使征用也只能以地方政府名义向土地所有者进行公平交易。这种建议的核心也表现在任何上级对下级土地的征用都必需平等协商并给予合理的补偿。成本收益的均衡大可以调节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寻租机制。

我赞同这样的提议，更觉得中国现存土地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从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分步骤进行的思路来走，或许动荡会降至最低。增量改革是指，新增加的商业用地实行私有，允许商业投资者与农地的集体所有者在遵循法律和土地规划的条件下自由进行土地所有权的交易。当然，如果改变宪法很困难的话，就需要国务院、发改委等部门制定各种补充法规用以过渡。只有这样，以国家名义征用才不会成为官员腐败的温床。存量改革是指，现有的农业用地归为农民所有，国家保护不得随意转入其他商业用途。城乡中凡涉及公用事业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具体行使权分配按照蔡教授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设想进行。其他城乡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等从可流转开始逐渐演变成归个人所有。存量改革尤为重要却又显得更加艰难，估计增量改革要在5到10年内有象征性的起色就不错。这样庞大的涉及国家根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因为一时水急就不敢迈步前行。

即使是这样的设想，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也和几位朋友的观点暗合。在这里我说一下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私有化这会造成集体经济的瓦解，动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个说法我想没错，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一直探索一直改变的。中共每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新决策准确的说都在违反之前的宪法，我们通过不断的修宪来保证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而没有固守陈规。因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是改革中的中国必然要走的路。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公有制。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在公司股份制改革中可以率先走出一条国有企业改革股权分置的道路来作为过渡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土地所有制也变成国家公有制为主体，多元所有制共存的体系呢。如果股权分置里国家股份占51%且不流通会造成问题，那么土地改革里甚至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对私有土地量的上限有所规定，且考虑到土地为不动产，那么国家仍然是土地市场里最大的所有者。其实这样的规定也稍显多余，谁能想象，即使再大的财主所拥有的土地量可以和中央加地方各级政府拥有的公用事业用地量一比高低？本质上讲，对土地这样一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正像对股票这样一种对公司所有权的占有一样，国家公有制为主体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是我们是否开明到把它发展到我们对制度的理解中来。

其次，关于私有化会引起土地兼并和资本家的进一步剥削。我觉得，如果农民拿着自己的土地，在和开发商公平议价的条件下取得即使每亩地几百万的收入时，如果我是农民我宁可这样的资本家快来“剥削”我。几百万并不算多，现如今城市周边即使最偏僻的土地地价也动辄千万；几百万也并不算少，即使富裕的城市里家庭资产能轻松越过百万的又有多少人呢。这不仅有助于减轻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也会使农业用地的规模收益显现出来。私有化后的土地在市场的整合中，将从零散趋于规范，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而问题又来了，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土地兼并必然造成大量流民，对城市就业产生压力，出现大量贫民窟，甚至引发社会动乱，这又怎么办？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行的农地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可正像我前文所指，我们没理由也不可能从经济制度上让农民一辈子没有迁徙自由。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采取逐步消化的态势，也就是先让一部分农民，比如西部试点地区的农民土地私有，然后逐渐放开。这不仅使得农民外出迁徙流动的规模保持可控而不会造成动乱，而且有利于促进西部开发建设。其实即使没有土地私有，农民工进城务工返乡过年的人流也未必少了多少，只是他们没有合理的理由留下而已。土地私有会促使政府进一步规范城市扩张和规划，在劳动力增加促进教育投入和产业升级的同时，可以在工业园区周围建立经济适用房。成本可以由地方政府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既然土地兼并把农民吐了出来，就得让既得利益部门把非法所得也吐出来（这点比较理想化）。铁路系统的春运问题也会稍微缓解，因为城里的适用房就是农民的家。教化带来的素质提升可以预期，今天的城里人几代以前几乎都是农民，我们不应该不给现在的农民改变命运的机会。

以上是我对我国现存土地制度以及改革的一些思考，其中种种建议和设想也许不过是一纸空谈，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土地问题触动了谁的利益并在制度上调整这些利益机制成为当政者敢为天下先的关键。但即使是空谈，也仍心存希望。祈祷有一天当我回看自己的文章时，不会自嘲当初的无知和浅薄。

自古以来，谈到民生，我们总是无法避免“衣食住行”这四个字。而现在中国的这四个字里面，有两个成了问题：一个是食的方面产生了粮食危机，一个是住的方面居者不能有其屋。而归根结底这又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

我们今天的土地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一个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社会的转型期国家，十多亿人口的粮食和居住问题怎能在政策上含糊其辞。世纪之初的“退耕还林”把我们带到了危险的境地，当中央财政对农民的补偿实在顶不住了，才羞羞答答的强调土地流转而不谈土地私有。最要命的还是城市化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土地需求与18亿亩耕地红线的矛盾。本质上来讲，这是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博弈。泱泱大国的粮食问题使得中央不得不考虑耕地的保留，而地方政府却没有动力去保护农地。只要经济上去了，发达省份大可以去别的省份进口粮食。而在这之间，土地的廉价征用与高价拍卖带来的寻租和利润是巨大的。于是，一方面城市房价由于地价炒作的暴涨和泡沫，一方面农村用地大量的被征用导致粮食生产不断受到挤压，粮价节节升高。而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更是耐人寻味。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最有号召力的革命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这种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诉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农民们终于短暂的实现了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梦想。建国之初，政府发给农民土地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这在1954年的宪法里也多有体现。可好景不长，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头彻尾且不动声色的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剥夺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最后到人民公社，一起生产一起生活的农民不再具有土地使用的独立性，于是顺理成章的把土地改成了集体所有制。1975和1978两年的宪法开始不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而是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试问地方政府以国家名义征用的农地，有多少是用于公用事业呢？这种宪法内在的矛盾导致了我们农用耕地被地方政府大量违法征用，转卖开发商牟取暴利。

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制度必然混乱。就像国有企业国家所有一样，谁来行驶这个所有的权利呢。不能转卖，不能出租，不能担保抵押，这样的集体所有，等于没有。房子可以转让，土地却不能跟着房子走，像我们的制度一样成了一座座空中楼阁。可怜的农户在亩产几百元的情况下艰辛生活，我们还用所谓“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把他们固守在农村，让他们世世代代为城里人服务。这样得来的财富，于心何安？

改革开放本是从农民那里取的经，可我们最后却委屈了农民。从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当我们看到今天城市里民营企业遍布各地经济市场一片繁荣的时候，农村的土地却一直停留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下。我们应该把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农村土地私有化是唯一出路。谁在阻挠，谁又不肯改变，谁在担心，却又在担心什么。

中央在担心吗？国家需要吃粮食，土地一私有，农民都出走，谁给大家种粮食。恰恰相反，我们把农民工叫进城为我们劳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无须任何社会保障。因为我们的意识中，土地就是他们的保障。土地成了中央政府逃避农民社保的借口。而追问下去，土地真能成为农民的社保吗？农业经营是规模经济的，美国的农户人均耕地是我们的400倍，我们人均几百元的农业收入拿什么来给生活保障。中央本无需担心，只要把住农业用地与工业用地的转换关，私有化后规模经济的成长和科技种田的收益不仅不会带来粮食危机还会吸引更多农民回到农业经营中。

地方政府在担心吗？土地一旦私有，征地成本大幅上升，哪里还有寻租，哪里还有地方GDP用来向中央表现政绩。贪官给地产商盖章的收入全成了农民们转让土地的合法收入。合法也不立法，谁让他触动了贪官的利益。地方经济要是不靠土地买卖带来的虚假繁荣，难道要靠去真实的改变经济产业结构提升竞争力？那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方勾结网络，算了吧，还是明哲保身别挡了我升官发财的道路。

地产开发商在担心吗？他们应该窃喜，因为在这个产业里，土地私有化是他们唯一能凭良心经营的契机。同样是上亿的地价，办手续都养了贪官，给农民买地再向城里人卖高价房还能算是劫富济贫。一下子从贪官手下的衙役变成了行侠仗义的好汉，开发商能不高兴吗。

城里人在担心吗？当然在担心，我也在担心。这么多农地私有化后，吐出的农民怎么办？城市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怯生生又躁动的面孔，我承认我心里多少也缺乏社会的安全感。可我看着城里人在不断占有农民土地的同时，还用万恶的户籍制度千方百计的阻挠农民在城市的合法地位，心里更是不公。社会在发展和进步，几代人的教化可以改变人口素质进一步促进生产力。我们既然生在这个转型期，变革在所难免，推卸责任不如迎难而上。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我们农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国农村才能立身安命，整个国家才能立身安命。而看着城市周边不断扩张和房价高高在上，走到农田陇上田地荒芜人烟稀少，我不禁要问，是谁动了农民的土地？

（本文参考了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有关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适逢两会期间土地流转问题的热议，心潮起伏一笔而成，与诸君共赏，贻笑大方。）

       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人们在个人修养的培育上是需要一些导向的。小学的时候，在那语文课本里形形色色的故事背后，老师总要带着引申意味的告诉我们，做人要做君子，切不可做小人。君子和小人，在一代代中国人成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成了个人修养的两种标签。随着儒家传统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不可动摇的地位，君子也成了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理想的人格典范。君子和小人，往往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还在那些最平常最琐碎的事情里，仔细想想，饶有趣味。

       在我看来，君子和小人并不特指各自的一类人，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的一种态度和准则。没有人永远是君子，也没有人永远是小人。有很多谦谦君子，在个别事情上也有那么一点小人的味道；有很多猥琐小人，在有的情况下偶尔也君子一把。这些让人格产生反差的事情，往往让我们感动。人就是那么感性，一个坏人做了一辈子坏事，最后醒悟了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常常为之动容；一个好人做了一辈子好事，最后糊里糊涂或者被逼无奈做了一件坏事，我们却总是不肯原谅。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胡风事件，想起了巴金。在那个整风的年代里，本来应该是文艺领域不同观点的争鸣，却演变成一场揭露反革命集团的政治事件。在胡风冤屈的受难时，我们熟知的作家巴金，明哲保身，落井下石，不惜任意上纲写表态文章批判胡风。人都是被逼出来的，何况是软弱的文人面对无约束的权威。虽然巴金晚年在回忆录里痛苦的忏悔，却仍抹不去他内心深处的自责。在这个事件里我始终觉得，明哲保身固然没错，但至少应该三缄其口，在不能做君子的时候，至少不要沦为小人。

       这里牵扯了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像易中天在讲曹操的时候曾经谈到的，在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情况下，宁做真小人，不作伪君子。我觉得，这个论断是很值得的玩味的。客观的讲，必须做小人的时候很少，除非你加入了自己更高的欲望和企图在里面。那么这么说来，最好的态度应该是中立。不奢求做君子壮烈牺牲，也不做小人遗臭万年。可是如果不给你保持中立或者沉默的机会呢，你要怎么办？那就做君子吧。归根到底并不存在绝对不能做真君子的情况，只是看你敢不敢承担其后果。还有一种解释也颇为合理。做了真小人，只是在这件事情上价值观不同而已，但至少真实是显露的，还留有在其他事情上表现君子的机会。可做了一次伪君子，正如狼来了的故事，再怎么做好事，人们似乎都会猜测你笑容与礼貌背后的阴险与狡诈。

       君子和小人对我们这些庸庸碌碌的人来讲，不仅仅是标签，更是一种极端化了的标签，以致大多数人都很难彻头彻尾的贴上这样的标签。我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有做君子的时候，也有当小人的窘态。想来想去，主要因为我们并没有主动去选择面对生活的价值观，而是被动的被生活逼到了不得不表现一种态度的时候，我们的“道德、善念、良心”与“欲望、地位、名利”自发的斗争，各自随机占据上风。往往是一瞬间的态度选择，决定了我们在那件事情上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我们需要的不过是更沉稳一点的理性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才能超越平庸，把握人格的健康取向。没有一个人想成为小人，你内心深处总有君子在召唤。君子做不到，退而求其次，俗人。俗人做不到，再退而求其次，傻子。傻子必然糊涂，可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怪不得雷锋要说，如果人民需要这样的傻子，我愿做这样的傻子。雷锋太聪明了，因为他是个君子。

       做一次君子是容易的，可事事都做君子真是太难了。如果在任何事情上都把君子当作自己行为的一种规范更是容易落入伪君子的陷阱。因为君子本身是一种风尚和品格，是一种综合素质和内心格调的体现。刻意追求君子之风的人，往往只是贪图别人一时称赞的美名，而苦了自己争名逐利的本质欲望。久而久之，形成了只争君子之名不求君子之实的习惯，这不就是伪君子的雏形吗？再活得现实一点，激进一点，从伪君子到真小人就只有一步之遥了。真正的君子，则最害怕自己因君子而显得独特。他们并不竭力的表现自己的君子之风，是因为“为君子之事”本身已经让他们活得自在非凡，惬意无比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做好事有时候并不图名和利，甚至不求对方的感谢，只是因为这本身已然给了我们自己内心顺应善良和美好的价值观一个机会。正如孔子的徒弟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善最乐，君子之道亦如此。

       可见做君子是那么的难，有时候是需要勇气的，比很多女孩子装做淑女可要难多了。装淑女只需故作矜持，而做君子则常常不得不放弃利益、名誉，甚至家庭，只求一个义字。可是做君子却又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只要你愿意，你总可以宽容而仁爱，并且保持下去。